在对《孟子》一书中的义观解说之前，先让我们来简单了解一下这本语录体散文在文学史中的地位，这本书被南宋朱熹列为“四书”之一(另外三本分别为《大学》《中庸》和《论语》)，对《论语》、《左传》、《国语》等书既有继承又有创新发展，在兼几家之长的基础上开创出了孟子新的书面语言形式，形成了一种精炼简约、深入浅出的语言风格，值得一提的是，《孟子》一书不仅仅在文学史上具有重要地位，在中国的道德教育中也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比如书中所铺陈的义利观。

　　《孟子》开篇便是孟子与梁惠王关于义利的对话，一句“王何必曰利”，成为其代名词。“王曰：‘叟不远千里而来，亦将有以利吾国乎？’孟子对曰：‘王何必曰利？亦仁义而已。’”在这里可以轻易看出，孟子所反对的是“曰利”，即为己而谋之利，然他之于以义为名的惠泽于天下百姓的公利，却是极力推崇，且为此而游说于列国。溯其根本，孟子从未纯粹排斥利，其思想观点中否定的利，均是在于义与利形成对立关系后的一种价值选择，简而言之，即孟子谋求的是身处战国乱世中，人们普遍缺失但又理应树立的道德观。今天我们重点来谈一下，孟子的以义为名，讲求何义。

　　《孟子.梁惠王上》中，“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也；数罟不入洿池，鱼鳖不可胜食也；斧斤以时入山林，材木不可胜用也。”这段话是孟子对义的一个方面的具体阐述，文章中所提到的生态义观则是孟子义观中一个很鲜明的组成成分。具体看对这段文章的翻译，大意是说，只要不违背农时、耽误百姓耕种，粮食就吃不完；不用细密的网在池塘里捕捞，鱼鳖就吃不完；按照时令采伐林木，木材就用不完。放在今天，显而易见的便是生态环保理念的与时俱进，上升本质即是社会与生态的可持续发展；而若是放在过去落后的时代，初衷无非是民以食为天，节制农牧狩猎，但以现代视角去评定孔孟义观，不免会囿于时代而具有主观性，回归到春秋战国的特定历史时期，究其思想的根源，则孔孟之道皆有其理，行动上堪称大义。根据孟子的设想与理论，人民生活需求的必然性和合理性是孟子民本思想的重要依据，节制狩猎能够让资源最大化地符合百姓的生活需求，前人栽树，后人乘凉才是百姓安居乐业的合理之道。

　　再细见《孟子·告子上》一章，“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在这段话中，孟子崇尚“义”，由此提出舍生取义的取舍之道，将“义”视为君子所追求的人生目标。同时，孟子又希望将“义”发展为一种理想人格，并用“义”来评判人们对“利”的贪求。据此，不难看出，孟子眼中的义是为人君子的最高品质，孟子拔本塞源而救其弊，孟夫子之心无愧是圣贤之心。

　　综上《孟子》两章而述，我们可以看到《孟子》一书洋溢着孟子作为那个时代一个知识精英崇高的精神境界和不渝的救世情怀，崇义尚道，以天下苍生黎民为念。而这种义观对于当下社会，亦是一种价值取向。当义利在尖锐冲突的时候，我们应有价值选择，站在义的立场做出选择；反之，在个人、社会和国家治国理政的领域，二者也有可以得兼的，可以共赢的情形。而这之于当下中国，我们面临的更是义与利的取向以及如何以义谋利的问题。“一带一路”、亚洲投资银行、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智慧已渐渐在世界上占据一席之地，同时伴随而来的是国际社会对于中国崛起的质疑以及部分国家的警惕。当下的中国，正需要儒家义利观的支撑，使其在国际中的举措获得更多认可与赞同。我们并非不求利，但我们不单求利，中国所求之利，皆是在义的基础上，惠及世界人民的利。此乃真正的大国情怀，也正是孟夫子讲求的义道。